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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與政協文史資料工作
天津政協網 www.quantumlenscap.com 日期:2022-07-27 16:44 來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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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袁東衣

  我是在60年代初開始做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工作的。1958年我在天津市外貿進出口公司工作,當時統戰部讓我到北京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去參加理論學習,為期一年半。在北京我見到不少老朋友和舊同事,他們有的是抗戰以前認識的,有的是抗戰時期在大后方重慶一起工作的。東北地區解放較早,我在那里從事外貿工作時也遇到一些老友。這次在北京學習期間又異地重逢,顯得特別興奮和親熱。

  在京學習期間,適逢全國政協第三屆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,周恩來總理在1959年一次招待60歲以上政協委員的茶話會上,號召大家將幾十年來看到和親身經歷的變化、平生積累下來的知識、經驗和見聞掌故等,寫成文字,傳之后世。當時在場的有北洋政府時期的老人,有北伐時期的軍政人員,有解放戰爭時期的國民黨起義人員,有建國前的民主人士和無黨派人士,也有金融、實業、工商、教育、文藝等各界老年人士。周總理的號召深深地鼓舞了老年委員,他們積極研究如何貫徹和進行這項極有深遠意義的宏偉工作。政協全國常委會決定設立“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”來負責規劃、組織和推動征集和撰寫工作。

  我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習期間經常抽暇到全國政協去會見老朋友,因而了解到上述情況。同時看到申伯純(他曾跟隨周總理,從事秘書工作多年)和閻寶航等老同志談起周總理的指示之后的興奮情景。他們根據周總理的號召進行討論和研究如何開展工作,竟通宵達旦。大家認為,從清末到1949年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變化,在這六七十年歷史過程中許多歷史事件的錯綜復雜演變過程,歷史人物的事跡,各行各業的具體變化等等,現有的文獻資料都還遠遠不夠完備。需要群策群力,廣泛地發動過去在舊社會具有豐富閱歷的老人,特別是那些曾經親身參與過各次歷史事件的人,及時把他們的經歷和見聞,如實記敘下來,就很有意義和價值。這樣就可以為我們的歷史研究工作者提供有力的事實根據,就可以大大豐富和充實我國的近現代歷史。

  我聽到他們的見解,深有同感,同時也對文史工作產生了極大興趣。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立后,由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擔任主任委員。劉大年、申伯純等5人擔任副主任委員。委員40人。我所熟悉的閻寶航、劉大年、米暫沉、邢贊亭、齊燕銘等人都是這個委員會的委員。這就是我和文史工作發生關系的開始。

  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班第二期結業之后,我返回天津,仍在外貿部門工作。我是天津市政協委員,經常參加市政協一些活動。1960年天津市政協也開始籌備文史工作,由副秘書長李敬仁主持,他知道我愛好文史,并且在北京還有幾位從事這方面工作的朋友。因此征求我的同意,商請統戰部出頭,從外貿部門借調我到市政協來搞文史工作。我愉快地接受了這項極有意義的任務。當時辦公地點設在解放南路273號(現市政協俱樂部樓下),配備了一名專職干部。開始工作時人手缺少,我征得上級同意請來吳同賓先生協助我作秘書工作,但并無任何名義,他是多年的“老天津”,知識豐富、文筆流暢。我們合作得非常愉快,我們兩人共同出去采訪,由他執筆,寫了很多有價值的史料。當時我經常往返京津,征求全國政協文史辦的意見,盡量按他們的要求征集與撰寫史料。全國政協對天津的史料很重視,要求質量也高。因為天津在我國近代史上占很重要位置,如“天津條約”、“八國聯軍”、“洋務運動”、“小站練兵”、“壬子兵變”、“天津教案”、“義和團”、“抵制日貨”、“劫持溥儀”、“天津便衣隊暴動”等大事都發生在天津,天津有過九國租界地,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典型的城市,租界里住著許多清末貴族、下野軍閥、失意政客、工商巨頭、社會名流等,可以說天津是一個文史資料的寶庫。全國政協給天津出了幾個題目,要求寫在天津居住的各個歷史時期的人物傳記和軼事,特別是北洋政府時代的人物,年紀已老,他們的史料應盡先搶救。有關各國租界的情況、洋行買辦的典型人物,均是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征集、撰寫工作的重點。

  當時是解放初期,曾當過官僚政客的老人,要他們談自己的歷史,寫自己的經歷,確實顧慮重重,說說倒還勉強,但要一五一十地寫下來,黑字落到白紙上,恐怕授人以柄,一旦有什么運動,豈不是作繭自縛。所以我們在采訪工作中首先要反復地做這些人的思想工作,只有搞通了思想,他才會真誠地和你合作,才能寫出有價值的資料。那時要完成一篇有價值的文稿,需要付出很多時間與精力。初期工作有我和吳同賓還有南開大學的唐克明,面對如此浩瀚的任務,實感力不從心。于是征得上級同意,聘請來兩位“寫手”協助開展工作。首先我們找到紀華,他的文筆很好,寫作也快,在舊社會擔任過天津商會會長,經歷豐富,對天津各方面情況較為熟悉。他很高興做這個工作,經他手寫了大量的文史資料。隨后又找來李鵬圖和胡君素,李鵬圖的閱歷很豐富,當過天津市財政局長。胡君素擔任過報界的編輯,他倆對天津情況都相當了解,素有文才,寫文史稿可以說是游刃有余。我們的“寫手”逐漸增加,工作量自然也隨之加大,大家分別出去進行重點采訪,盡量要求當事人自己動筆,寫成初稿交我們加以整理。不能寫或不愿寫的,就動員他口述,由我們作記錄,回來整理。

  這期間整理出一些名人傳記,如孫傳芳手下的省長楊文愷,張宗昌的部下林憲祖等。但寫全國政協指定的曾毓雋、鹿鐘麟的資料就不那么容易了。曾毓雋是北洋政府時期的交通總長,1961年時已96歲高齡,不愿談以往的舊事。我和黃逖非二人登門拜訪多次。會見時多由他女婿黃大馥(醫生)陪同。曾毓雋性情孤僻、高傲,本來他在京多年,會普通話,可是他偏偏只用他的福建話和我們交談,我們聽不懂,只好請他女婿作翻譯,講一句,譯一句,非常困難。分明是不歡迎我們??墒俏覀兗认露Q心,就不厭其煩地一次又一次地訪問他,還投其所好地請他到福建飯館里吃了家鄉菜,和他談古說今,向他請教。精誠所至,金石為開,終于我們打開了他的話匣子。請黃大馥執筆,由他口述,寫了幾篇有關他的歷史資料。送到北京,分別刊登在全國政協《文史資料選輯》第35輯和第41輯上。曾老于1963年去世,由于“搶救”及時,使有關他的史料沒有被泯沒。全國政協文史委對曾老的史料評價很高。從他所述的史料里我才知道原來“安福系”并非一個具體的組織,而是以段祺瑞為中心的幾個政客,大家政見相同,經常相聚在北京安福胡同一所宅院里,在一塊吃飯打牌,談論時局,在風云變幻中共進退,息息相關,一致以擁段為目的,互相提攜,一榮皆榮。在段祺瑞任國務總理時,他們這一幫“友好”(即安福系)皆攫取了高官厚位。他們最終目的是企圖把段祺瑞捧上總統的寶座,大家都加官晉爵??上Ш脡綦y圓,最終在軍閥派系斗爭中敗下陣來。“安福系”其實和“政學系”一樣,都沒有招牌,沒有具體的組織,沒有形成文字的綱領,只不過是一些政見一致的政客組合罷了。

  鹿鐘麟是西北軍名將,他是驅逐溥儀出宮的執行人,曾任國民黨政府的兵役部長,為人正直,思想開朗。解放后被任為國防委員會委員,久居天津,熱心街道工作,受到毛主席的稱贊。他是個忙人,對于寫回憶錄則無興趣,一再推脫不肯執筆。由于謝天培先生和鹿鐘麟較熟識,也了解他一些往事,所以就由謝天培負責,做這項工作。謝經常來往于鹿府,多次與鹿長談,前后兩年多的時間,終于寫出了近30萬字的文稿,送往全國政協文史委員會。

  后來我們聯系的人多了,同一個命題能有好幾個人都知道一些情況。于是改變了工作方式,不再逐位訪問,而是把知情人士都請到一起,開幾次專題座談會,大家圍繞一個專題,各抒己見,根據自己的見聞、經歷,從不同的角度,互相印證,取長補短,共同湊成一篇完整的資料,由一個人匯總交卷。這樣做,既節省了時間,所寫成的資料更翔實可靠。譬如有關租界和買辦情況的史料,大都是這樣搞的。

  在天津九國租界里,美國租界位于現大沽路以西,彰德道與開封道之間,到海河邊為止。因為存在時間不長,就由美國私自移交給英國管理,日子長了,也就成了英租界的一部分。這事鮮為人知,是我們在整理租界史料中挖掘出來的。九國租界,占地大小不同,存在時間長短相異。有些租界收回時間較早,所存有關檔案資料軼失。整理起來十分困難。我們依靠發動知情者座談順藤摸瓜,加以匯總。前后費時數年,動員若干人提供線索,若干寫手執筆,一再易稿修改,終于完成了有關天津各國租界情況的歷史資料。天津市政協丈史資料委員會在1986年出版的《天津租界》一書,其內容均是采用我們那時所寫的文稿。在寫作過程中,值得一提的是曾任英租界巡捕總督察的李漢元先生,我們雖是相識不久,但他給我的幫助很大。再有高渤海對法租界的情況了解得很詳細,他都提供了相當詳細的資料。再有曾任國民黨天津市長的杜建時先生,他是全國政協文史專員,我在京認識他后,請他寫了一些有關他在天津當市長時的經歷,很有史料價值。

  洋行買辦純粹是半殖民地的產物,是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工具。在中國,以上海和天津的買辦為最多。他們利用其特殊地位,從中取利,形成了一個特殊階級,有時能左右市場的金融,甚至能操縱政局的某些變化。比較大的買辦都是些炙手可熱的人物。他們的形成與發展及其影響,過去文獻很少記述。全國政協希望天津能拿出有關這方面較系統的資料來。我找到解放后曾任天津市副市長的畢鳴岐,他欣然答應,那時他正忙于市工商聯的工作。由于我同他私交甚厚,要求他無論如何也要盡快完成,而且要求高質量。他無暇執筆,我們研究決定由他口述,請紀華作詳細記錄。前后談了三個星期,把他所知的有關洋行買辦的情況,以及他個人在這方面的經歷,詳細記錄下來,經過整理送往北京。全國政協文史委看到畢鳴岐這篇文章后,認為此稿質量上乘,加倍付給稿費。后來我們又請一些知情人士寫了關于中法銀行、匯豐銀行的買辦資料,著重描繪了買辦在銀行界所起的作用,為研究買辦的學者們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。

  關于冀察政務委員會時期宋哲元的29軍在天津與日本人針鋒相對,以及天津失陷的經過,蕭振瀛當天津市長的一些情況,都找人寫了文史資料。

  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成立之初,在楊亦周主任的領導下,文史資料的撰寫和征稿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。楊亦周是我的老師,我從他那里受到很多教益,他愛好文史,我們興趣相同,經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開展工作。曾計劃利用征集來的資料,分門別類,采編成集,自己出書,與各兄弟省市交換文史資料等。正當我們兢兢業業地工作,天津文史工作蒸蒸日上之際,“文革”開始了,文史工作受到沖擊。楊亦周主任和我都被關進了牛棚,文史工作陷于停頓,而且一停就是八年。

  1974年根據上級的指示,要求恢復文史資料研究和征集工作,開始時是我和吳同賓、喬維熊、謝天培、韓天耀、徐繼仁等人湊在于起,工作地點暫在九龍路1號九三學社市委會辦公樓原址。名為恢復,但實際征集工作無法開展,因為人人心有余悸,謹言慎行。唯恐上綱上線,哪里還敢輕易動筆寫文章?這個階段,只能將工作重點放到整理過去征集到手而未刊出的舊稿上。經過十年浩劫,幸而過去辛辛苦苦搜集來的文史資料沒有散失,得以保存下來。

  實際正式恢復文史工作是在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以后,1978年重新組成了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。并決定出版不定期的內部刊物,即《天津文史資料選輯》。第1輯在1978年12月出版問世。此后,平均每年出版4輯《天津文史資料選輯》和專集2一3冊。后來我主持天津市政協編譯委員會的工作去了。雖然我不再具體主持文史資料工作,但我還是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委員,我仍然關心著天津市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。

  (作者:袁東衣,原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委員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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